“……那个克江，您是不是知道她进养老院的事情？”
“那件事我并不知道，”洋一郎以不容置疑的立刻坦诚回答道，“大致是克江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女儿死的时候，我已经和你母亲结了婚。我给克江寄了些钱，没有去祭奠。因为克江回信说不让去……之后过了两三年，她从北海道来了封信，那时我也寄了些钱过去。尽管如此，克江离家出走之后我们一次都未见过。这十几年来，可能也就寄了六七回钱吧。她在信中对自己的现状只字未提，只说有困难，需要帮助。于是，我就寄钱给她，寄完钱会收到简单的回执，之后她就又杳无音讯。过了几年，她又来信说让我寄钱。……最近刚意识到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这样来来回回打交道了，没想到她已经在养老院死去了。”
房太郎聚精会神地听着父亲的一言一语，但是，他并不认为父亲把详情全都说了出来。
房太郎并不是要让从事文学创作的父亲说明立场，父亲也知道这一点，知道撇开那种立场来解释。但是，一旦撇开了“那种立场”，就只剩下无比落寞的内容了。离家出走、寄钱、要钱的信、回执、养老院……父亲和克江的人生关联仅以这样的形式便宣告结束。而且，父亲听从克江所言，并未参加女儿的葬礼。
房太郎经常读父亲的小说。父亲并非所谓的私小说作家，即便说初期作品中的两三部以克江为原型，但也不是父亲和克江以事实婚姻名义一起生活时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对克江离家出走后的思念之情，以及女儿之死的打击，等等，都假借作品各式人物的心境，在之后的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但是，房太郎无法理解的是，即便在父亲凄凉的解释上加上作品中描绘的所有情感，将二者混合在一起，也无法呈现出一个人清晰的形象。即便只读作品，也无法完全把握父亲这个人的真实情感。从父亲那里直接听到的解释，越发欠缺那种情感。父亲到底把“人的感情”藏到了哪里呢？房太郎一边回想着学生时代读过、自己颇有感触的那篇让·保罗[108]的散文《关于人之感情常绿》，一边这么想。
父亲究竟为何要将人的感情那样隐藏起来呢？有那个必要吗？是文学的需要吗？……想到这一层，一切都有悖房太郎的常识，完全陷入了模糊的悖论世界。
桌上的鲈鱼生鱼片，贴着大块碎冰，看上去非常清爽。灰白色的鱼肉在明亮的冰块衬托下，呈现出细微的纤维状，宛如叶脉一般。
洋一郎察觉到了儿子的不满，又补充说了钱的事情。
“你母亲是有钱人。有一段时间，我接受了你母亲的援助，这点无需隐瞒。但是，以此为契机，我的作品大卖，一下子走出了长时间以来的困境……相比而言，和克江在一起的那段生活就是人生低谷，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在这样的困境中，她生下了女儿。所以，年轻的我逃避自己的责任，责备克江不小心，并打了她。对生下来的女儿，我也无法爱她。”
“这一切都是为了文学吗？”
“也可以那么说吧。当时的我坚定地认为作家不能过度地沉溺于人性之中。比如，医生虽然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但是不能陷入对患者的同情之中。这一自律毕竟包含在治病救人这一医学的人性目的之中，或许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人性的自律吧。但是，文学不同，艺术之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我害怕自己变得幸福。因为所谓幸福，是和人性的所有东西之间的亲和之情。即便是家人，我和他们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是的，小说家身上人性的东西，犹如细菌学家之于细菌一般，为了不感染，必须要用镊子来处理，要用语言这一镊子……但是，要想真正了解细菌的秘密，有一天必须要感染病菌。所以我才害怕感染，即害怕变得幸福。”
“在贫困和不幸之中痛苦挣扎的时候，世人说我‘为生活所苦’。但事实上，我并未置身于生活之中。妻子出入当铺、食物匮乏、婴儿的啼哭声、变成红褐色的榻榻米……被这些琐事包围着，鄙视生活反而很容易，我甚至没有一丝不安。我的一生中遭受到的最大不安，毋宁说是很久之后你母亲快要离世的时候。”
“总之，或许只是因为我太年轻了。年轻时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而犯错误就像是针对人生的礼仪一般。”
“世人好像不那么说。报纸不管你是不是文学家，不断地说一个人应该对另一个人负责任。”
“你说出自己世俗的看法没有错，就应该这样。这样好啦，你绝不要赞同我的看法。”
“责任……是啊，所谓的责任、诚实，都为一般人接受。现代作家都表现出一副诚实的面孔。据说赫尔曼·黑塞曾目不转睛地盯着歌德的肖像画这样说道：‘阁下……您画得太不坦诚了。’”
“我想你问的就是这一点。漫长的岁月里，我逐渐开始回顾自己年轻时的文学沉思，在被认为是冷酷的人性之中发现人类爱情这一相反的例证，即用悔悟的目光去重新爱过去。如今，我将自己过去与克江之间的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也当作责任来认识，事实上我也希望如此。青年人那种文学沉思之类的东西都很无聊，真的是无聊透顶。为此牺牲一两个人不值得，实际上我也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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