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在洛学迭遇打击，甚至遭到官方明令禁止的时刻，仍然不遗余力地修订《伊川易传》，编纂二程语录，其目的不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书藉，将纯正的二程之学播扬开来。其对于洛学在逆境之中的传承，甚至对于后世之学者能够获取二程学说的原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徽宗年间，在蔡京等当朝权臣鼓吹王氏新学，而对于程颐及洛学给予一系列打击的情况下，作为程门高弟，当时深孚文人士子之望的杨时，却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势而上，以年逾古稀之龄，被徽宗皇帝由当时的外任小吏召至中枢。宣和六年（1124年），徽宗召时已七十二岁的杨时以秘书郎上殿，第二年又转迁著作郎，七月份时，更给予杨时迩英殿说书的头衔。这是其师程颐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等若“帝师”之尊荣。靖康元年（1126年）的时候，杨时更是兼任了国子祭酒，成为名副其实的士人清流之领袖。然而与杨时的迭遇升迁相映成趣的是，朝廷上对于洛学学说的禁令，直至靖康之时金人已然兵临城下之际，才“除元祐党藉学术之禁”[17]，甚至就在召杨时返回中枢的前一年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徽宗皇帝还专门下诏禁元祐学术，声称天下举人有传习元祐学术者，则以违制论处。
杨时此次的起用，是由当时的权臣蔡京援引而得官，《宋史·杨时传》中记载了蔡京起用杨时的原因是：“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18]《宋史·奸臣传二》亦称蔡京之子蔡翛“时弟兄亦知事势日异，其客傅墨卿、孙傅等复语之曰：‘天下事必败，蔡氏必破，当亟为计。’翛心然之，密与攸议，稍持正论，故与京异。然皆蓄缩不敢明言，遂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挽物情”[19]，可见此次蔡京起用杨时，并不是因其改变了鼓吹新学而打击洛学的立场，只是希望杨时能成为在这个时局危难之时稍有补于残局的他的一颗棋子罢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杨时的此次出仕，对于一直在逆境中挣扎的洛学，也诚可谓是意义重大。毕竟杨时作为二程之学的正宗传人，作为在洛学遭禁的这些年间仍自坚持著书传学的洛学忠实门徒，其声名早已天下皆知，这样的一个人物陡然间得享高位，对于多年来一直散布各处、遭受打压的洛学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精神鼓励，而杨时进入了朝堂之上，也使得原本就在洛学学者之中具有极高声望的他，在两宋之交的乱世中有最大的可能与力量来登高一呼，为洛学的传播和南宋理学的形成，做人才与理论上的双重储备。
杨时也主动意识到了自己此番出仕的使命与意义，是以自其位列朝堂开始，便一直捉住所有的时机，对当时尚是朝堂主流的王安石新学展开批判，从而争取由洛学替代王氏新学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机会。
由于杨时的此番出仕不过是蔡京等权臣在时局动荡之际的一次具有宣示意味的权术操.弄，是以杨时虽然被加了不少名义尊崇的荣衔，然而在当时朝堂之上尽由蔡京一党把持朝政的局面之下，不但以洛学取代王氏之学成为官学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于想稍稍改变洛学受压制的状态，都自无能为力。
然而杨时的出仕并进入朝堂的权力核心，客观上却是使得洛学在原本在蔡京等人操控之下王氏新学一党独大的赵宋朝廷之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局势艰危，风雨飘摇的时刻，这种参与更是具备了往常不可比拟的意义，毕竟当时那由于边关烽火频传、赵宋帝位更迭而带来的充满变化的时局，恰恰给洛学的由潜到显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
是以在靖康元年（1126年），女真人跃马南下，赵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杨时捉住机会向刚刚即位的钦宗皇帝连上了几道奏书，除了陈述排和议、争三镇、一统帅等具备实际操作性的建议之外，重点却是站在理学学者的立场，向钦宗皇帝讲述理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以“正心诚意”为本的治国方略，并对于荆公新学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与抨击。
杨时声称：“臣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0]，而在这个推导的逻辑链条之中，杨时认为“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无二道也，本诸诚意而已”[21]。
以“正心诚意”作为君王治道的根本，这也是杨时一贯的思路，他曾多处表达过相同的意思，自然，杨时站在洛学传人的立场，对于“正心诚意”，也自是加以了理学理论体系之内的诠释。他曾言：“季常在京时，尝问正心诚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与之言：‘后世自是无人能正得心，若能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在他看来，“正心诚意”“此须是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于喜怒哀乐即发之后，能得所谓和”[22]，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致中和，自然天地可位，万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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