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兴宗转眼间便被几个相熟的学士叫住，议论起“当否限制世袭公侯担任护民官”话题。其中一位正说到“我以为，世袭公侯大多绵延百余年，对地方情势的熟悉，更胜于五府，与当地的百姓，亦是一体。倘若妄加限制，代之以根基浅薄之人，则反而不利于护百姓之利，与关东消弱地方之举无异。”
赵行德饶有兴致在旁倾听，原来百姓们推举地方护民官的时候，一般都会推举当地德高望重的世袭公侯。有些丞相府出身的官吏对此颇为不满，认为世袭公侯凭借先人遗泽把持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人以为世袭公侯本就是国之股肱，施以特殊限制，则动摇皇室，削弱地方。这议题近几十年来都在学士府中争论，但一直都没有切实律令出来，世袭公侯也就年复一年的被地方百姓推举为护民官。
赵行德听了一会儿，大致了解了情势，便向袁兴宗等几人拱了拱手，施施然走到别的人群中倾听。忽然，在人群中看到李蕤的身形，赵行德不禁一喜，整了整衣冠，走了过去。
李蕤所在那一圈有数十人，还未走近，便听见有人声传来，里面人正慷慨激昂说到“关中的工坊便是黄巢啖人之石磨，关东失地流民，困顿受其诱骗，役若牛马，数年下来便形销骨立。”
赵行德走到李蕤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李蕤转过身来，一见行德，低声惊呼道：“元直！”他随即醒悟过来，向赵行德打了个眼色。赵行德亦拱手笑道：“不速之客来访东严兄不在，孰料却在此处碰上了。”李蕤满脸笑意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伸手拉他入内。
这数十人围拢的圈子当中站着两位文士，二人皆戴着紫纱罗巾，这是关东举子身份的象征。虽然儒服半旧，皂靴也有磨损痕迹，精神却很充足。正在高声讲话的那人白面有须，仪容丰伟，另一人面貌黑瘦，身材矮小，目光却炯炯有神。李蕤低声告诉行德，此二人乃是寓居长安的东人社士子，此番到敦煌乃是向五府陈情来了。而东人社乃是因为揭帖一案的牵连，寓居长安的大宋士子所结成的文社。
赵行德站在人群中，只听那人缓缓道：“工坊四面皆筑墙垣，流民一旦踏入，日夜俱受人监视，无论是劳役还是吃睡，皆不得自便。每日三餐极肮脏粗陋，如猪狗食。所居之棚屋，拥挤不堪，春夏时节，病疫横行，死者无数，坊主仅仅以雇人拉到城外火化，骨灰也任意抛洒，连收敛的草席陶瓮钱也舍不得花。冬夜苦寒，亦不给取暖，工徒只能浑身“活埋”于沙土，上覆盖稻草以御寒。”
言及此事，两位关东举子都脸现沉痛之色。和跟随铁骨军匆匆而过的赵行德不同，这批关东士子久居长安，逐渐发现，在关中商会所自治的长安等地，工坊利用关东流人不解夏国制度之机，大肆诱骗和招揽关东无地的流民为工徒，横加压榨。听他们所说，赵行德才想起初至夏境时，在甄别流人之处，不少关东人来劝说老乡去工坊的。傅知仁还特意提醒他勿要信人劝诱。正沉吟间，却听那举子又道：
“尤为过者，受采矿巨利所驱，矿主勒逼工徒开山钻井，罔顾性命，每年葬身于暗无天日之处者，难以计数，矿主不过将出事的矿坑草草封闭了事。甚至有奸商巨贾，与我大宋的通关胥吏相通，成百成千人诱骗过来关东，径自送入工坊为牛马。关中商会以工徒之血汗，累巨贾之重利，接交公侯，收买胥吏，积弊已久。现如今工坊里关东工徒已多达数十万之众，每月每日，皆有困顿病庾而死者，沦为他乡之鬼，令人不忍卒睹。”
“竟有此事？”李蕤也赵行德一样，当初只在长安匆匆一过。长安占地广大，工坊区域则是城外在城外单独一片，除非被熟人领着去，便难以入内，亦难以知悉其内情。他乍闻此事，想来想来荫户皆有军士荫庇，又有护民官可以伸冤，商会和工坊多少会有所收敛，便忍不住出言问道：“如此胡作非为，关中地方，便坐视不管么？”
那讲话的举子还未回答，旁边黑瘦的那个先道：“夏国秉商会自治之政，而流民为他人所欺，在甄别时甘愿落为商户，又签了数年做工徒的契约。地方便不愿轻易干涉商户之事。”他顿了一顿，更愤愤道：“尤为可恨的，有一干无耻败类，专一蒙骗关东过来的同乡前往。我亲眼所见，有些流民长居在工坊内，难见外间情景，不得人伦所亲，不闻圣人教化，懵懂冥顽，心性渐渐地和禽兽无异。耳濡目染，近墨者黑。助纣为虐者，欺压良善者，为虎作伥者，皆有不少。甚至还打伤了我社中好几位前去救人的同道。”
“原来如此.”人群中几人先后道。赵行德身后却有人低声道：“天下汹汹皆为利往，此事岂是如此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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