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大阪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
此时泽田茂就曾担任大阪师团师团长，虽然大阪师团的士兵初到关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们各个好钻营，没多久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泽田茂在大阪师团是个外来人，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阪师团没办法，只能早日盼望调离大阪师团。
两年后，大阪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1939年，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大阪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时的寺内勇已经是中佐军衔，担任大队长。
其所在大队在他暗中的鼓动下，大半士兵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大阪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4天，大阪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
凑巧的是，大阪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双方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大阪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寺内勇甚至带队冲到了最前线。
双方原本协议好的停战，甚至因为寺内勇所部的举动差点又开了火。
就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
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的说法是：大阪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阪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后来日军高层琢磨，既然接连几任师团长都改变不了大阪师团的风气，干脆从中低层军官及士兵下手，一批军纪败坏的士兵裁撤，剩余的老兵油子分批补充到到其他师团，再从大阪当地招募一批新兵。
这也是为什么寺内勇在各个师团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内勇现今还记得当初他与手下中队长黑藤分别时的场景。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寺内勇等大阪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说的是“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大阪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大阪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大阪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沪都。
直到1942年4月，大阪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大阪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大阪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大阪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大阪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
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对大阪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调教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
由于大阪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日军战线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大阪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经风呢？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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