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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大学礼堂演讲完毕,宋骁飞站起来鼓掌,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我看是中国读书人里,最硬的。这也是我选他当教育部副部长的原因。”
鲁迅说:“感谢大总统的夸赞。我只是觉得,作为读书人,一定要有骨气,否则就只是当权者的奴才或一条狗而已。重视气节,本来是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南宋之后,却很罕见了。确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宋骁飞点点头,对鲁迅说:“你说得对。有些读书人,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以为会获得当权者的尊重,实际上,你如果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一条狗,当权者也就更把你当哈巴狗看了。对了,最近社会上对你主编的中华历史争议很大。政府部门一些官员也有争议,连梁启超总长也觉得,有些地方过激了。借此机会,你给大伙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鲁迅说,那我就再说几句。所谓“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是泡沫史,根据我的考证,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有人说从地下挖出几万年前的陶罐或者在哪个山洞发现野人痕迹,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有些洞里,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两个要素: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文化——人类心灵的寄托和对美的诠释;私产——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在哲学、文化、私产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
这时,梁启超站起来打断了鲁迅的话,“周部长这观点很新鲜,我第一次听说。能否详细跟我们讲讲。”
鲁迅说。梁总长,你听我慢慢讲。中华文明的源头,最早是封建主义,也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集权制: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直到大总统建立共和国,所以,我们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一旦集权**,人民就成了奴隶,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这就是我说的三千余年古国古。人民确是在做奴隶和做奴隶不得的年代生存,所以,集权**制度下,王朝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
梁启超问:“那你说私产是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这个怎么说?”
鲁迅说,私产是个体尊严的基础。太史公也早说过,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没有衣服穿的人,是不会觉得光屁股是羞耻的。有了私产,人才是为自己活着。财产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任何名义上“公有”,比如“井田制”,土地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那就是封建的复辟和社会倒退。所以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曾经大声疾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宋骁飞说:“说得对,人民的自由谋生和自由迁徙,是基本权利。我也曾说过,对权力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开明**更不如。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理论就是反文明。”
梁启超问鲁迅:“周部长,听说你还赞同划分阶级?这跟布尔什维克那一套有什么区别?”
鲁迅说:“任何社会,人事分三六九等的,当然有阶级之分。不过布尔什维克错在用‘贫富’标准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自由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无门,只能靠劳动谋生的,是无产阶级。不然,依靠贫富来划分阶级,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现实是相反的。”
宋骁飞笑着说:“我同意按‘牟利手段’划分阶级属性。”
鲁迅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讲完了,望诸位三思。最后,我提醒大总统几句,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的国家,也多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是暴力却和文明背道而驰,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我重新编写《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当权者看了会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同行看了会妒骂,老百姓看了会咒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国的历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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