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夏季，处处兵戈的大明，其实是天底下最太平的地方。
这年三月，沈阳降雨甚多，到了五月，辽河东南的铁岭、沈阳、辽阳等地大雨滂沱，奔腾暴注，连下七个昼夜，浑河、太子河、碧流河通通暴涨，几百里地成了汪洋一片。
水势横流、田地被淹、房屋倒塌、庄稼绝产、人口溺毙，鸭绿江的河水同样暴涨，冲毁了金国于丁卯之役后设立在义州中江的粮食市场。
黄台吉收拢了东北的女真、蒙古、汉人，合族齐称满洲，刚刚奠定洪业之基，金国全境就遭受雨水带来的巨大灾害，就连沈阳城墙都被冲塌一角。
在这个混乱年代，天下就没有一个地方不为粮食发愁，所有人的决策，都围绕粮食这一中心；所有人的行为，都被饥饿所驱使。
其实这些年不论是建州，还是后来的金国，从努尔哈赤到黄台吉，爱新觉罗家族的处境始终岌岌可危。
某种程度上，雄踞东北的黄台吉，可以跟霸占西北的刘承宗并称烂地之王……甚至刘承宗的地理环境还稍好点。
这个年代的东北，跟后世坐拥三大平原的东北在地理环境上可谓天差地别，最基本的，东北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防汛、也不能防旱。
东北三大平原，在这个年代还是天下三大沼泽地，人口最密集的辽河两岸，在这个年代有个名字，叫辽泽。
正是因为辽泽的存在，金国对大明用兵，向来集中在冬、春两季，因为这个时间辽泽水量减少，面积收缩、水体封冻，明、金、蒙古三方在冰面上出行不受影响。
在努尔哈赤时代，新兴的建州集团几乎每年都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而到了黄台吉时代，征服朝鲜，通过兄弟之盟打出一条生路，才使得金国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
但今年的涝灾，再一次把黄台吉逼到了绝路上。
一是因为鸭绿江，二是因为辽河。
朝鲜人本来就不乐意给金国纳粮、卖粮，今年鸭绿江暴涨把义州淹了，正好省了麻烦；而辽河暴涨，则意味着就算大明把山海关打开，金国的八旗兵也过不去。
老天爷留给黄台吉的选择并不多，只剩下一条路，事情也没什么好议的，各旗之下，诸寨头目收拢遭灾的旗丁，自备兵器向旗主帐下集结，随即旗主开库，将私有兵器铠甲借给诸多头目，以满足天聪汗对各部披甲人数目的要求。
旋即大军云集沈阳，沿辽河东岸一路浩浩荡荡向北开去。
他们要沿辽河东岸向北，一路走到科尔沁，在科尔沁草原补给物资，再沿着辽河转向的北岸，直扑漠南。
这是黄台吉第二次西征漠南，此次的目标，是彻底征服漠南蒙古，稳固金国在漠南的支配地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尝试突破宣大防线，就食与敌。
至于能不能突破宣大防线，黄台吉和各贝勒、旗主都不在乎，破了就破了，没破就没破，只要西征路上没饿死，打完这仗活着回去，就算一场大赚。
想到这，沿辽河行走的黄台吉心头阴霾被冲散不少，扬鞭指着随从道：“你回去，告诉义州，今年涨水，但粮不可少，还有冻柿子三万个，生梨两万只，对……还有蜜桔，蜜桔三万只。”
黄台吉最喜欢吃的就是冻柿子，其次是生梨，也就是冻梨的前身。
至于蜜桔，他不喜欢吃那个，但他家那个傻小子多尔衮爱吃。
多尔衮是黄台吉的弟弟，但岁数比黄台吉的儿子豪格还小三岁，在黄台吉眼中，那完全就是个孩子。
拖到冬天，有了朝鲜运来的粮，金国又能熬过一年。
活在这世上，谁还不是熬过一年算一年呢，反正黄台吉觉得，他应该比紫禁城里那个大侄儿能熬。
毕竟关外发大水，关内想必也好不到哪儿去。
关内的情况确实没比关外好多少，就连关外，这一年遭灾的都不仅仅沈阳。
漠北同样遭受了猛烈的自然灾害，去年冬季的漠北格外寒冷，人们还没从牲畜倒毙的悲痛中走出来，旱灾又再度光顾了这片贫瘠的土地。
蒙古高原上粗放的农业被旱灾摧毁殆尽，为应对这样的灾难，居住在漠北的喀尔喀三部终于召开了忽里台大会。
喀尔喀已经很久没有召开忽里台大会了，诸部的游牧路线往年都由各自首领直接指派，如今搁置数年的大会重新召开，有人欢喜有人愁。
漠北蒙古贵族成百上千，当中的有识之士明白，阿巴岱汗时期几乎被凝聚成一个统一汗国的喀尔喀，已成水中之月，三汗鼎立被摆在明面上，喀尔喀的大分裂，已成定局。
忽里台大会只议了三件事，一是衮布继位称汗，二是应对灾害，三是牧地划分。
衮布称汗很容易，他是阿巴岱汗的继承人，除了硕垒，喀尔喀右翼全体、左翼的大多数贵族都支持衮布称汗。
但问题出在左翼能出动兵力十一万，硕垒一个人直辖七万。
右翼能出动兵力八万，但右翼支持衮布称汗，是因为右翼首领素巴第，早在衮布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喀尔喀全体贵族推举为札萨克图汗。
这个汗号，直译是有统治权的汗，实际上的意思类似于摄政王，所以右翼贵族们为衮布称汗，能做出除了帮助之外的一切支持……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人家有自己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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