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可以说是确切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是确切的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确认就放心了呢？为什么在大致确切这一程度上就放心了呢？”
次郎万分惊讶地这样想着。
他拜访住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朋友时，一张剥落的剧院广告宣传页落在了朋友居住的古老宅邸前面，那个宣传页怎么样了呢？
在迈阿密的麦卡利斯特酒店，他不小心将墨水洒在了绿色的地毯上，那片污渍现在怎么样了呢？
次郎切切实实地将那些事物、那些人、那些生活仔仔细细整理过一次。那种认为仅凭游历世界就能拥有世界的乐天派真是幸福啊！除了幼年时失去的玩具和小小的七宝烧奖牌之类的成为记忆之外，世界之旅也以记忆告终。现在，他觉得失去了许多东西。也就是说，出发之前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一种观念。但是，旅行归来的次郎，以他的“不在”将世界填满。
事物、旁人的生活走近我们，又离我们远去。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像记忆那样从忘却之中突然浮现而又消失的形态。它们和“记忆”相似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与那些平时我们司空见惯，只能感知为“具体之物”的事物相比，它们更加深入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次郎在南美的美丽城市里约热内卢逗留期间，走过道路两旁的椰子树树荫，走过被过去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围起来的某条小路，走过能看到众多小岛的海边散步小路，走过铺着绘有怪鱼、马以及玫瑰图案的马赛克道路，走过许多海员使用元音丰富的语言在高谈阔论的落日下的海港，走过船桅边的人声鼎沸，走过被海风侵蚀的古老的船头雕像，还在狂欢节当夜看到一对情侣靠着公园里榕树垂下的郁郁葱葱的气根，男子扮演波斯奴隶，女子扮成戴着黄金耳环的吉卜赛女郎，互相倾诉衷肠。此时此景，次郎内心被一种情感填满，这种情感与临终之人对自己死后世界依然存在这一点所感受到的那种无法形容的不合理性极其相似。次郎离开这风景旖旎的异国城市已迫在眉睫。
我们确信死后仍是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照耀着我们熟知的这个世界，这种确信是幸福的，但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一点是真真切切的呢？
次郎惊讶地环顾四周，没有一只船影的大海、右边的海湾、远方模糊的海角，在他尚未看到这些风景的时候，谁又能断言它们不会改变呢？
那些舒适地坐在认识之中的人们，总是凭借认识来拥有世界，相信世界，但艺术家必须观察世界，他只能用观察代替认识。一旦观察了世界，他就会被世界的不确定性包围。
“从这种不确定性，从这些不安当中，”次郎进一步思索道，“某个时候，艺术家的恩宠就像音乐一般熠熠生辉。这是新潟的雪夜和A市夜晚的重叠，巴黎早晨和A市早晨的重叠，晴天和雨夹雪天气的重叠，冬天和樱花的重叠，是奇妙的同时存在的幻影，不是凭借认知，而仅仅凭借存在——那种以更加显露，比赤身裸体还要暴露的状态而存在这一点来与世界发生关联。我感受到这一关联时，自己也和吹进纽约陋巷的纸屑、迈阿密酒店的地毯、巴黎咖啡馆的侍者等以相同的方式存在着，我化身为这些事物。在这一瞬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差别消失，全都具有了同等的价值而并存于和谐之中，我的存在与所有事物之间的那种关联，如今填补了已将世界充满的我的‘缺席’。这种无法抵达世界深处的精神，怎么可能化身为作品这样切实（像纸屑、地毯那样切实）的物体呢！”
菊田次郎来信告诉我，他的短期旅行结束了。
我和次郎久别相聚的地方，是一家喧闹的酒吧。他依旧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庸俗的笑话，一边喝着有股药味的加拿大产廉价威士忌，摆出一副绝不会陷入自我厌恶的架势。
他只有二十八岁，被看作是“装腔作势”的男人，他自身也摆出助长这一看法的态度。过去，年轻是他的弱点。如今，他以处理所有弱点的惯常做派到处招摇过市，添油加醋地炫耀自己的年轻。许多年轻人对年龄视而不见，生活在青年特有的观念性的青春期中。但是，即便过了这一时期，由于自己年纪尚轻，接下来尽力客观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其结果便是对自己故意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总是装出像是生活在他人人生中的样子。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写的作品发挥着重要作用。
“你看上去很无聊啊！”我经常嘲笑他，因为我知道这样一说他会很生气。
菊田次郎非常鄙视“无聊”这个带有十九世纪特征的字眼，他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一本正经地回应了我的讥讽。
“胡说八道！我出生以来从没觉得无聊过，仅这一点我就荣幸至极了。”
他厌烦了自己的生活，时常脑子一热就出去旅行，回来后又陷入对生活的万念俱灰之中。他那长达半年的海外旅行，也不过是比往常稍长一点的精神冲动罢了。
关于菊田次郎的风采容貌，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的，是他那张苍白的脸。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苍白的皮肤是爱打扮的人夸耀的资本。我很快注意到，次郎讨厌浪漫主义是因为憎恨自己那苍白的脸色，而不是相反。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看上去很“知性”这一点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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